而理想型的法制度设计自然是效率与正义统筹兼顾，但很多场合二者无法兼顾只能选择其一。
这些限制要件保障了行政行为的实质存续力不会因为行政机关嗣后对于行政行为的恣意废除而受到阻断，换言之，对行政行为的嗣后废除，行政机关只有符合法律的授权要件才是合法正当的。法的安定性要求以及存续效力的产生并不因行政行为的性质是授益或是负担而所差异。
[27] 对Bestandskraft的译法，笔者沿用台湾学者存续力，事实上这种译法无论是言词表述还是本质内涵，都很贴近德文原义。五、法治国对于存续力的轮廓刻画 由于存续力的产生，行政机关嗣后随意废弃行政行为的可能被排除，行政行为获得了与司法判决一样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法安定性原则由此在行政领域得以真正贯彻。司法判决的这一特性受到迈耶的特别推崇，被认为是司法成为理性公法活动范本 的重要原因。台湾学者按照这种承袭关系，在行政法中也同样将其译为行政行为确定力概念，我国学者虽然不明确这一概念的学理承继，但在行政法中也通常使用确定力一词。[2]知识考古学是强世功教授在《法律的现代化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提出的概念，同注1引文，第6页。
因此，信赖保护在授益行政行为废止中的地位也远远比在撤销中重要。六、存续力的行政法制度落实 作为行政行为对于行政机关的拘束效力和有限制的废弃可能性的表达，行政行为（实质）存续力一直与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紧密相连。[31] BVerfGE 60 , 269ff. [32] 拉德布鲁赫认为法的安定性与法的实质正义之间的冲突事实上仍是正义本身的矛盾，即表象的正义与实质的正义之间的自我冲突。
自此，关于存续力的种种争论在德国法上基本尘埃落定。与行政行为的存续性最密切相关的，是行政机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持续性地受其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拘束，换言之，行政行为的存续性可能被中断或是受到影响的最大危险来自于行为的做出机关本身。但迈耶却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实质确定力的产生与司法程序的设置以及行为的种类有着直接和必然的联系。四、从确定力到存续力：以司法判决为蓝本的制度移植 既然行政行为在构建时完全以司法判决为原型，那么旨在维护判决存续性的判决确定力原理能否直接植入行政程序中，使行政行为在做出后具有同司法判决一样的确定效果，从而排除事后被更改的可能呢？这一问题自行政行为概念出现时起就被提出，当行政行为的存续性问题受到人们特别关注时，人们又期望藉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寻找制度上的出路。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司法判决在行政活动中的对应物，行政行为也在本质上汲取了司法判决的核心要素——个体化与明确化 功能。事实上，在迈耶之前，法治国思想在德国已经具有相当历史。
尤其是当学者将实质存续力与行政机关嗣后变更与撤销行政行为的权力相连时，存续力就不再是对判决确定力的简单模仿。但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如司法判决一样的实质确定力，即行政行为是否会如判决对判决作出法院一样，对其作出机关本身也产生拘束作用，却成为行政行为自创设时起就几乎没有停止的争论。如前所述，司法判决和行政行为的个体化和明确化特征使这两种秩序要素自被建构时起，就已经具有通过规范的明确性而促成安定秩序达成的功能，此时，法安定性原则的另一要求——法的存续性在司法判决和行政行为中的落实就显得更为重要。一方面，它表明存续力与行政行为的存续性（Beständigkeit）相关，另一方面， Bestandsraft与Rechtskraft一样具有行为效力的内容。
注释: [1] Lon L. Fuller, Law in Quest of Itself, The Foudation Press, 1940, p.9. 转引自强世功著：《法律的现代化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45页。法的安定性要求以及存续效力的产生并不因行政行为的性质是授益或是负担而所差异。而作为法秩序的重要构成要素，行政行为这一法治国功能的发挥，又有赖于对其存续性的制度保障。这种行政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紧张关系特别表现在行政行为的废止问题中。
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此时便张显出来，成为各案中行政机关所无法回避的命题。最早认为行政行为与司法判决一样会生成实质确定力或者与此相类似的存续效力（Best#228;ndigkeit）的观点，是奥地利学者班纳兹克在1886年《司法判决与实质确定力》（Rechtsprechung und Materielle Rechtskraft）一书中提出并进行阐述的。
这一部分在植入行政程序中时并没有受到太多障碍。行政行为因为区别于司法的特性而很难具有与司法判决一样的确定力内容和同样强度的确定性效果：首先，行政所必需的灵活性必然要求行政行为的确定效力具备一定的弹性，而不是像司法确定力一样严格。
在现代国家下，司法被赋予了解决法律争议从而建立法和平性（Rechtsfrieden） 的特定职能。通过法律的治理与人民的治理，即法治与民主在此被连接起来 ，法治也因而获得了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将法的安定与实质正义冲突解决思路引入行政行为中，即可得出行政行为存续力的作用范围和程度，至少以下两个方面存有界限：首先、在对存续力理论的典型表述中，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赞成无效行政行为因不会生效也因此而并不具有存续力。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75年6月的一份判决也否定了建构一种统一的行政行为存续力的概念可能，认为行政行为存续力的对象和作用程度，对于不同的行政法领域和不同种类的行政行为而言并不是一致的 ，即所谓的分级存续力 的理论。而司法经由判决而法治化的过程也带给迈耶深刻的启示。不告不理是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共同特征，复议机关和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只能根据相对人的申请被动进行，而不能主动启动。
既然行政机关有权做出某项行政行为，作为行为主宰的这一机关嗣后当然也同样有权根据法律、情势甚至自身判断的变化而改变从前的行为。再次、法的安定性与行政灵活性冲突。
为促进法治国下行政法治目标的实现，迈耶以司法判决为蓝本创设出行政行为。确定判决的做出法院亦必须尊重自己的判断，不能再对其进行任意改变。
法律必须不能与人们普遍所持的正义观念相悖，否则人们有权予以抵抗。但《联邦行政程序法》对于存续力理论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法的安定性价值的肯定，也使得制度实践对于负担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的立场从撤销或废止义务转为合义务性的撤销或废止裁量。
秩序需求促使人们在社会生活共同体中找出某种确定要素，藉由这种要素，形成一个稳定的、值得信赖的秩序。不同的只是行政机关嗣后行使撤销权限，会因行为性质而有不同的限制要件。这一思想从开始至今，一直都着眼于追求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秩序安定的实践。价值的遗失使行政行为从一开始就在我国学理中降格为一般的学术概念，而之后关于行政行为效力问题的诸多讨论也就当然地脱离了服务于法治国的目标框架，而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
秩序安定思想（Sicherheitsgedanken）是所有人类能力和现代文明的发展源泉，即使是国家的起源与目的也应当回溯到安定性思想中。在这种思维主导下，作为人们推翻君主专制的一项具体胜利成果，制定法取代君主意志成为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治理和导向工具，社会共同体秩序由此成为主要由法律所塑造和构成的法秩序。
从司法判决到行政行为，迈耶的制度移植使行政行为从创设始就旗帜鲜明地服务于法治国的构建目标，并成为达成行政法治的重要制度工具。 Hubert Sauer, Die Bestandskraft von Verwaltungsakten，Die Öffentliche Verwaltung，1971，155ff. [28] BVerwGE 48 , 269ff. [29] Detlef Merten, Speyer, Bestandskraft von Verwaltungsakten, Neue Juritische Wochenschrift 1983, 1995ff. [30] Feidinand Kopp, Die Bestandskraft von Verwaltungsakt，DVBL，1983，S397。
这些价值冲突在法治国下的考量和解决也对存续力的轮廓进行了更为清晰地刻画。成文法规或判决并不是一些存在的东西，而是像传奇故事一样，是一个变成的过程 ，这种关注法律变成过程的思考方式在我们面对外国法时更具有意义，它使结果呈现为一种更大的明晰性，更易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也使我们在考量是否以及如何接纳外国法时更具判断力，也更能采取一种诚实的态度。
如果顺应传统做法，肯定行政机关的嗣后撤销与变更权，人们希望藉由行政行为的个体化和明确化功能，而在行政领域内达成法安定性的设想就无法获得实现。法的存续性要求法律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不能朝令夕改，惟有如此，公民才能对法规范产生信赖，因此，从公民角度而言，法的存续性要求又是法的可信赖性要求（die Verl#228;sslichkeit des Recht）。正如存续力一词所表达的一样，存续力与行政行为的存续性密切相关，而行政行为的存续性又取决于行政机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持续性地受其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拘束，换言之，取决于行政机关嗣后对行政行为的废除权限。五、法治国对于存续力的轮廓刻画 由于存续力的产生，行政机关嗣后随意废弃行政行为的可能被排除，行政行为获得了与司法判决一样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法安定性原则由此在行政领域得以真正贯彻。
法的安定性要求除使人们的现实生活获得保障外，更应通过提供对未来预见的可能性，来避免新的事物关系突然冲击所造成的不利益 ，法的存续性价值在此被凸显出来，并逐渐成为法安定性的核心要素。同时，对于废止而言，因为其原因的发生并非行政机关的违法决定，而是事实和法律状态的变化致使原来合法的行政行为嗣后与现行法相冲突。
对于负担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在传统理念中由于其较少涉及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因此被认为是行政机关的义务。Vgl. PrOVGE 19, 375, 41, 280, 82,360. [25] Ernst Forsthoff, Lehrbuch des Verwaltungsrecht，1973, C.H.Beck，S252—259. [26] 许宗力，行政处分载于翁岳生编《行政法》（2000），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80页。
既然要促成法和平的实现，司法在解决人民之间的纷争时，就应尽量维持其决定的拘束力及持久性。对于司法判决而言，法安定性要求更具特殊意义。
